亚非的古典人物，对“京派”写实大胆扬弃，强调“浙派”写意的骨法用笔，以线和水墨的变化来造型，在用线和笔墨的变化上，较之“京派”更为恣肆、放任，这与他取法任伯年大有关系。亚非在其古典人物画创作中，已显示出较强的现代意识。比如，笔墨与造型的兼容，试图用线的写意来打破写实对形的辖制，骨力强悍，线条劲折，墨色浑然，随心生变，进一步和西方素描拉开了距离，建立起以线和水墨造型的图式。他为观世音造像的作品，都充分发挥了传统笔墨和线的写意性，将素描对笔墨的影响降低到最低点，突显出观世音菩萨明月般的端庄美丽和慈心常驻的高洁。

亚非从“动势”入手来改造传统文人画，成为他鞍马人物的核心旨趣，不仅表现出古代少数民族的骑士征战的戎马生涯，更注重战马的所向披靡、势不可挡的气吞万里之势，写出了一个民族奔腾激越的历史，从中显示出亚非同样善画动物的能力。他的林泉高士令我们惊叹的是，作为人物画家却对山水艺术的感悟、理解之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娴熟。他把北方山水、南方山水相融于一，谙熟在胸，任意挥洒，根据理法、根据自然、根据他的想象和创造，群山在他笔下跃然纸上，万壑在他腕底凌空而至，远山与近水，长天与大野、树木与山峦，与名贤高士的谈艺论道在这里化成宏伟的乐章，景大人小，情景交融，弥漫成一个属于亚非的艺术世界。

在这些作品中，亚非于书法上的优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唐楷到“二王”，再从孙过庭的《千字文》到文征明的《赤壁赋》，亚非视书法为“日课”，已研习多年。他的书法功力不仅体现在形象勾勒的书法笔意上，也明显地体现在他的画中题款题跋的直观性上。以固守文人画精神为前提，亚非坚持以诗、书、画的综合整一性去组织画面，实现一种充满书卷气的精致和典雅。亚非常常以大面积的书法题跋布满画面，与人物造像组合，旨在传递一股浓郁而纯正的文化气息，且具有美感的丰富性和暗示性。这样的作品，实是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的融合，必然意蕴深广、韵致悠长。

亚非的人物画无疑更接近传统人物画的本源，但又深具现代意味，在这一时期创作不多的现实题材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2012年创作的《走出大山》，表现的是农民工如排山倒海涌出大山的壮观景象；2015年与陈曲合作的《冻雪》，表现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场面，都是2米宽的画作，以水墨为主，众多的人物忽隐忽现在浓浓淡淡的墨象之中，真可谓“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可以看出，具象的实写已被抽象的意写所取代，画面注重大势、大形、大象的大感觉，墨胜于笔，亚非是以带有现代实验水墨特质的手法来表现重大现实题材，特别致力于整幅作品精神境界的玄远澄明。这是一种大手笔、大气魄、大境界的美学追求。

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主流仍是徐悲鸿、蒋兆和“徐蒋体系”的深化和多元化发展，并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又融入西方现代主义因素。如对后印象派、野兽派、主体主义的变形等手法的汲取，超越了对世俗生活的直呈。由于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更为强调画家的主观性，因而较之写实主义，与传统文人画的精神更易结合。就此而言，亚非的人物画创作并不落伍，我看他的水墨人物画的笔墨，已经超越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思维模式，显示了传统精神和文化价值当代转换的可能性，也证实了传统水墨的线面造型方法完全具有容纳当下经验和展现开放视野的文化功能。

亚非是一位修养全面，以造型、笔墨取胜的艺术家。他能工能写，能线能面，能写实能写意，既能表现现实重大题材，也擅画古意人物，他的山水、动物、花卉也出手不凡，他的表现领域宽泛，手法亦多种多样，且有偌大的空间，发展潜力无限。他致力于中国水墨人物画的研究和创造，无疑已取得了突出成就。他年富力强、精力充沛，正处于思想、艺术的成熟期，一定会围绕人物画的发展给自己提出更高的目标。我相信，以他的眼光和能力把闪耀着希望光辉的水墨人物画推向更新的境地，指日可待当不是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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